10月初，我去古都西安出差。两次周末出行，一次在城市，一次去农村，都和几支迎亲的队伍不期而遇。城市的迎亲队伍一般是一个微型车队，打头的车往往是进口的豪华车，起码是奥迪、大奔，在上海、北京就更上一等，用凯迪拉克迎娶新娘早已不再是新闻。遇上这样的车队，你不会与别的车队混淆，头车车标上方，一对披着婚纱的玩偶和满车的彩带告诉你，这是办喜事的队伍。车队中有近年新添的“设备”，这就是摄像机。农村见到的迎亲车队也与前几年不同，不再是卡车上站着穿红戴绿的新娘，身后是半车的嫁妆，新娘提了“级别”，坐上了轿车，衣着也开始褪去怯色，变得洋气。
当这排场甚至有些豪华的车队从面前驰过，我突然想到，女儿将来的婚礼会是怎样？我无法想像，也无从预测。因为，时代的变化太快，生活的习惯变得不堪一击。
我是1978年夏天结的婚。丈夫家的家境并不宽裕，公公婆婆含辛茹苦将五个孩子拉扯大。所以我和丈夫决定，婚事简办，就连对门的邻居也都没有通知。这决定让婆婆心中郁闷了好久。一来丈夫是她的大儿子，喜事办得静悄悄，少了热闹。二来，好几年前，她已经开始为亲朋好友、左邻右舍的子女婚事凑份子，到别人该对自己儿子的婚礼表示表示的时候，我们的决定，却断了她凑份子的回报。
婚宴是我下的厨房。那天，我和妹妹起了个大早，从石景山坐地铁进城，赶到崇文门菜市场，青菜、猪肉、猪肘、鱼，买了一篮子。赶回家，又和妹妹一起操勺，烧出满满一桌子菜。随后请来公公、婆婆、小叔、小姑们，两家人共进了晚餐。
那天，我和丈夫忙里偷闲，去附近的小照相馆，花一元多钱，照了一张当时时兴的两寸结婚照。婚礼虽然简单，总算留下了两张青春容颜。
从我这儿向上推一代，父母的婚礼和我差别不大，只是更简朴。听说，父母结婚那天，还在上班。当时还在享受供给制的两个年轻人，只是下了班，将各自在单身宿舍的被子拿到了一起，接受了同伴们的祝福。父母的新婚之夜，没有洞房花烛，皮肤微黑的父亲娶了白晰而且姓银的母亲，不知是同学还是老同志送了他一句“黑小子得白银，欢天喜地”。这句话，让父亲回味至今。
而从我这儿向下推一代，也只是20多年，我却感到轨迹难寻。中国人的婚礼坐轿持续了几个世纪，甚至千年，但从坐轿到坐自行车、汽车，却是几十年就会完成的过程。就连相对象也让“玫瑰之约”弄得这样惊天动地，还上了卫视，就别说婚礼了。我放开胆子想像一下，到女儿那一代，他们的婚礼或许会有飞机、多媒体的加盟？这想法先把我吓了一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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